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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春棠生下了她和赵大年的儿子，取名赵思远。思远是思念远方的龙青九的意思。这个意义只她一个知道，她要用儿子的名字永远地记住那个人。
在崔大姐的撮合下，苏春棠又带着儿子先后改嫁了两名矿工，两名矿工都死于矿难，她又获赔十余万元，前后累计获赔近二十万元，成了矿区闻名的“职业未亡人”，她克夫的恶名就此传开，再无矿工敢娶她了。
她有钱腰杆就硬了，胆也更壮了，对那只握住扣子的久未出现的手，也不再那么惧怕，她决定返回省城。
离开矿区的前一夜，苏春棠收拾行李收拾到半夜。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五年的时间，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娃，家当收拾出来不过两只木箱。再就是包袱底那个蓝布包——两把裁衣剪，一叠白布襁褓，一把断齿的桃木梳。
她把蓝布包打开一样一样地看。最后拿起那把桃木梳。灯底下，梳背上的刻花磨得快看不清了。她想起那个人把梳子塞给她的时候说的话——师傅说梳背上刻的花歪歪扭扭，不像海棠，像南瓜。她当时笑得直不起腰。梳齿中间还缠着几根头发。细细软软的，是当年的头发，缠了十几年，跟梳齿长在了一处。
她坐到镜子前把头发散开，用那把梳子梳了一下。镜子里的人，三十岁了。眼角有了细纹，不是愁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她再梳一下，手里的梳子，“咔”的一声断了。不是断一根齿。是整个梳背，从中间，齐齐地，断成了两截。两截梳子躺在她掌心里，断口处露出桃木白生生的茬。她坐在那里愣了很久。外头，矿区的夜很静，拉煤的火车又拉了一声笛，闷闷的，像从地底传上来的。里屋，思远睡得正香，小胸脯一起一伏。
她看着掌心里那两截梳子，忽然觉得，它断得是时候。这个东西跟着她太久了。跟着她挨过打，跟着她杀过人，跟着她嫁了四个男人，埋了四个男人。它是一根刺，扎在她包袱底，扎了十几年，她一碰就疼，可她就是不敢扔。如今它自己断了。断了，就该埋了。
第二天，她把思远托给崔大姐，一个人去了县城边上。那里有一棵老槐树，三个人合抱，树下是块空地。她挑了树根背阴的一面，用小铲子挖了一个坑。她把两截梳子用一块红布包好，包得方方正正，捧在手里，蹲在坑边。
埋下去。她在心里说，埋下去，就两清了。梳子埋在这儿，香香埋在这儿，大黄埋在这儿。槐树，“怀”树，怀情的怀，怀念的怀。往后你是苏春棠，是思远的娘，是十几万的存折，别的，都不是。
她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楠木林里，那个人把梳子塞给她，转身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她想起她攥着梳子三天没舍得用。她想起平安死了之后，她把它和白布襁褓放在一起。她想起每一个闩门顶椅子的夜里，她都要摸一摸它才睡得着。
埋不下去。她蹲在槐树下把那个红布包贴在胸口，蹲了很久很久，然后笑了。笑自己：苏春棠，你这个人，杀人埋尸都敢，埋一把梳子，你埋不下去。她把坑填了，把梳子贴身收好，拍拍手上的土。埋不下去的东西，就随身带着吧。
一九九二年初，苏春棠带着赵思远，回了省城。
五年没回来，这座城变了。楼高了，街上跑的“面的”多了，当年夜来香那条街，霓虹灯换了几茬，她路过的时候没有停，牵着思远，目不斜视地过去了。
她在城西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五楼，带一个小阳台。窗子是朝南的，冬天太阳能晒进来半间屋。房本上写她的名字那天，她把房本看了很久——苏春棠，三个字。她回了趟四宝村，在大队开了介绍信，重新回了本名苏春棠。从两千五的货，到十几万的寡妇，到这个名字写在房本上的人。这条路，走了十多年。
思远四岁半，进了街道幼儿园。送娃的头一天，思远抱着她的腿不撒手，哭。她蹲下来给他擦眼泪：“思远，你看那些娃，都在耍。你去，娘下午来接你，头一个来。”“真的？”“娘啥时候骗过你？”
思远进去了，一步三回头。她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融进一堆娃里头，忽然鼻子一酸。她想起另一个娃——那个连幼儿园的门都没来得及看见的娃，那个埋在后山小松树下、坟前连块碑都没有的娃。平安，她在心里说，你弟弟念书了。
房子安顿好，娃安顿好，她给自己报了名——电大，中文系，业余班。报到的头一天，教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她三十了，坐在最后一排，拿出笔记本。老师问她：“这位同志，你也是来听课的？”“我也是学生。”她说。
下了课她去机房练打字。中文打字机她早就会了，如今学的是电脑。她学得比那些小青年都快。她的手指是拿剪子的手，是摇过打字机手柄的手，键盘对她来说，不过是换了个样子的字盘。夜里，思远睡了，她看书，写作业。
开春的一个礼拜天，她带思远去人民公园。娃骑了旋转木马，吃了棉花糖，闹了一天，回来的公交车上趴在她怀里睡着了。她抱着娃看着窗外。车过一座天桥的时候，她看见桥上有个人，穿一件夹克，背对着车流，站着抽烟，一动不动，像在等人。这个背影，很像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公交车一晃就过去了。她再看第二眼，已经看不见了。这座城近千万人，有一个背影像他，大正常了，她没去多想。
她不知道的是——就是这座天桥。三年之后，在这座天桥上，有一个男人会扔下一个烟头，烟头落在她脚边，溅起几点火星。而此刻，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那个人刚刚从重庆动身，带着他攒了多年的钱、多年的地图、和一包越攒越厚的卷烟纸，朝这座城市赶来。
一九八八年，开春。龙青九站在成都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叼着一根烟，半天没点。
这是他头一回以“老板”的身份进省城。青龙建材成立两年了，账上趴着十多万多块钱。他捏着这个数，还是觉得不够。不是不够花。是不够脸。
出发前一夜，他把这些年的卷烟纸全翻了出来。最上头几张连数字都没有了，是白纸，叠得整整齐齐。他抽出最上头那张白纸，就着灯看了很久。然后拿笔，在上头写了一行字：“赚了钱了。我来找你。就问你一句话。”写完，又划了。划得纸都破了。
问啥子？问她过得好不好？她要过得好，你凭啥子去搅？她要过得不好，你现在又以啥子身份去问？白纸揉成一团，丢进炉子。火苗“噗”地一下窜起来，照亮他半张脸。他对自己说：不问。就去看一眼。看一眼她过成啥子样子了，是好的，他扭头就走。
他自己都不信，见了她，他真会这么做。
夜来香歌舞厅，白日里头不开门。龙青九在门口站了一个钟头，隔壁烟摊的老头眯起眼睛打量他：“找哪个？”
“找一个叫苏春棠的。”他说，“以前在这里上班。”
老头的眼睛一下子睁圆了：“苏春棠？没听说过。倒是有一个叫苏海棠的，一字之差，你找的是不是她？”
“苏海棠？”龙青九一愣，随即说道：“就是她。”
“你跟她啥子关系？”
龙青九喉咙动了动：“……老乡。”
老头“哦”了一声，拖得长长的：“老乡。海棠的老乡可不少。”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烟慢条斯理地拆，“海棠走了一年多了。”
“去哪儿了？”
“这我就不晓得了”老头笑了，他把烟点上斜眼看他，“你是她啥子老乡哦？问得这么细。”
龙青九没答。他摸出十块钱搁在烟摊上，拿了一包烟，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老头在背后喊：“兄弟，那种地方出来的妹儿，你找她做啥子嘛！”龙青九没回头。
他在省城住了下来。小旅馆，八毛钱一天。白天一条街一条街地走，问遍了卖面的、修鞋的、守公用电话的：“有没有见过一个妹儿，这么高，白净，川南口音，笑起来……”他说不下去了。他还去了裁剪铺，一家一家地问。问到第七家，一个老师傅想了想：“白净的川南妹儿？前两年倒是有个，手艺好得很，后来……”老师傅压低声音，“后来听说下了歌舞厅了。”
龙青九站在那儿半天，说：“我晓得。谢谢。”原来这条路，她真的走过。他沿着这条路一家一家地问过去，就像沿着她掉队的脚印，一步一步，越走越凉。每问一家，他心里的火就熄一分。不是恨她。是恨自己。他总在想，等他再好一点再像样一点就去找她。可她没等他。不是她负心。是日子不等。
他也去找过尹三三。开门的是个抱娃娃的老妇人，他刚说了一句“我找尹三三问一下苏春棠在哪里”，妇人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屋里头男人的声音吼出来：“哪个？！”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堵到门口：“你找她做啥子？”“老乡。打听个音讯。”“没得音讯！我们屋头的人，跟那种地方的人，早就断干净了！你莫再来！”
门“哐”地关上了。关门前，龙青九瞥见尹三三站在汉子身后的阴影里，嘴唇动了动，啥子都没说出来。那个眼神他认得——想说，不敢说，说了要出事。
半个月后，他把省城的主城区走烂了。那天下午落小雨，他从春熙路附近过，眼睛已经看木了。就在这时候——前头十几米，一个女人，牵着个娃娃。背影。瘦，直，头发在脑后挽着，牵娃娃的手微微往回收着，是那种护崽的收法。龙青九的血“轰”地一下全冲上了头。他啥子都没想，拨开人就追。雨水在青石板上打滑，他跑得踉踉跄跄，撞翻了一个挑子，橘子滚了一地，身后骂声一片。
他追到那女人身后猛地叫了一声“春棠！”
女人回过头。一张陌生的脸。“你做啥子？！”龙青九站在雨里头，张着嘴，半天，说出一句：“……认错了。”“神经病！”女人抱起娃娃快步走了。
龙青九回过头，弯下腰帮挑夫捡橘子，一个一个，捡得很慢很仔细。捡完，他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塞给挑夫，说了一句“对不住”，走了。
天桥上，天黑透了。龙青九趴在栏杆上看底下的人流。省城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歌舞厅的方向，霓虹灯是红的，红得像一摊血化在雨里头。他摸出烟点上，手抖，点了三次才点着。七年。他以为他在往她跟前走。今天他才明白，他一直在往反方向走——他每“像样”一分，就晚了一年；他晚一年，她就往更深的地方沉一丈。
他趴在栏杆上把一口烟长长地吐出去。烟头在指缝间烧到了肉，他没觉到。他把烟头摁灭在栏杆上，对着满城灯火，哑着嗓子说了这半个月以来的第一句：“苏春棠，你躲啥子嘛。”
没有人答。雨下大了。他把那张写着旅店地址的纸条掏出来看了一眼，撕了。明天回重庆。
省城找不着，那就去北头，先去山西，先去矿区。他估摸着矿区最易藏流动人口。矿比星星多是吧，星星他也一颗一颗地数。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数的方向是北，而她，正在收拾南归的行李。一个往北找，一个往南回。中间隔着的，不是一千八百里路。是两个都不肯先喊对方名字的、犟到了骨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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