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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双全是茧的手按住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儿子，堂堂正正做人。不要误入歧途。知道吗？”
他记得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因为常年熬夜做针线活，眼白上布满了细密的红血丝。
眼皮下面的眼袋肿得发亮。
她在他十六岁那年送他去县城坐长途汽车的时候。
站在车站门口，把一包用油纸裹着的煮鸡蛋塞进他的背包侧袋里。
然后后退一步，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儿子，在外面要好好的，妈等你回来。”
他记得自己当时站在长途汽车的车门旁边。
背包带子勒着肩膀，口袋里装着父亲从邻居家借来的三百块钱。
心里全是兴奋和期待。
他回过头，对着母亲和站在她身后的父亲，抬起右手。
比了一个大拇指，笑着说。
“放心吧爸妈！你们儿子一辈子不会做坏事的！堂堂正正做人！”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声音是响的，胸膛是挺的。
他觉得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光芒万丈的未来。
后来他出国了。
他不会什么技术，没有学历，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一副从小干农活练出来的好身板和一股不要命的狠劲。
他先是在一家华人开的物流公司搬货，每天搬十二个小时。
搬了半年，攒了一点钱。
然后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招聘启事，是外籍军团的招募广告。他去了。
体检、体能测试、面试、心理评估。
他通过了。
他在国外的训练营里待了整整两年。
学搏击、学射击、学战术、学跳伞、学爆破、学野外生存。
那两年把他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子硬生生打磨成了一把刀。
他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十几处伤疤。
手掌上的茧比父亲的还要厚。
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雇佣兵。
但他是那种有底线的雇佣兵。
他从来不接暗杀任务。
他从来不参与人口贩卖。
他从来不碰毒相关的任何单子。
他接的全是解救人质、护卫平民撤离、在战乱区转运伤员之类的活。
他的任务记录干净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玻璃。
他的队友有时候笑他傻，说他不像个佣兵，倒像个穿着迷彩服的社工。
他不反驳，只是笑笑。他记得父亲的话。
堂堂正正做人。
他做的事情有危险，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踏实。
他在一次任务中认识了当地医院的一个护士，国内来的援助医生。
她比他小两岁，扎着马尾，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们恋爱、结婚、生了女儿。
女儿出生那天，他站在产房外面，听着里面传出来的第一声啼哭。
他的眼眶湿了。
他给女儿取名叫刘念安，念念不忘，平安如意。
他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身体，心里想的是……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有老婆，有女儿，有一份虽然危险但做得心安理得的工作。够了。
后来他攒了一笔钱，带着老婆和女儿回国了。
他找到了一份安保公司的工作。
凭着他的资历和经验，很快升到了高级安保顾问的位置。
他们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虽然要还房贷，但日子过得下去。
女儿上了幼儿园，每天早上他送她去。
她背着小书包，牵着他的手指，仰着头跟他说。
“爸爸再见。”
他弯下腰亲一下她的额头，说。
“念念乖，爸爸晚上来接你。”
然后看着她跑进幼儿园的铁门，小辫子在她身后一跳一跳的。
他站在门口看着她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
嘴角一直翘着，翘到脸上的肌肉都发酸了。
然后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他的银行卡涉嫌洗钱，需要配合调查。
让他把所有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进行资金清查。
他当时在上班，脑子有点乱。
对方报出了他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他信了。
他把卡里的钱全部转了过去，然后对方挂了电话。
他再打过去，号码已停机。
他坐在办公桌前，盯着手机屏幕，盯了整整十分钟，手指没有动。
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发抖。
那钱是他和老婆攒了六年的全部积蓄。
里面有女儿的学费，有房贷的备用金，有给老家父母留的看病钱。
他报了警。
巡查司说这种情况很难追回来，让他等消息。
他等了三个月，没有消息。
他的老婆在知道这件事的当晚抱着他哭了一整夜，他没有哭。
他抱着她，拍着她的背，说。
“没事，钱没了再挣。人还在就行。”
他没有告诉她，那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脑子里反复地过着那个电话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拆开来重新组装一遍。
然后更大的打击来了。
女儿念念开始频繁地生病。
先是发烧，然后是高烧不退，然后是全身浮肿。
他带着她跑遍了大医院，做了各种检查。
最后拿到了同一份结论。
她的肾脏和肝脏都有严重的先天性功能缺陷。
已经发展到了必须进行移植的程度。
如果不做移植，她活不过两年。
他拿着那份诊断报告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走廊很长，很亮，头顶的日光灯管一排排亮过去。
照得他眼睛发酸。
他的腿在发软，他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了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
他没有哭出声，但他的肩膀在抖。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堂堂正正做人。
他这辈子都是堂堂正正做的。他救过很多人，他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
为什么他的女儿要遭受这个？
他去找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医院。
他跪过三个科室主任的办公室，他求过五个专家。
他写了十几封求助信发给各种慈善机构。
他得到的回答要么是“配型困难，等肾源需要三到五年”。
要么是“手术费用至少八十万，加上术后抗排斥药物，第一年就要一百多万”。
他没有一百万，他连十万都没有。
他的工资每个月还完房贷和日常开销，剩不下多少。
他的父母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也攒不到两万块钱。
他走投无路了。
然后有人跟他提了一个名字——顾祝同。
他一开始听说过这个名字。
国内器官移植领域的顶尖专家，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
拿过无数奖项，上过电视，出过书。
他去了，他抱着女儿，站在顾祝同的办公室门口。
等了整整一个下午。
顾祝同出来的时候，他直接跪了下去。
他抱着女儿跪在走廊里，膝盖磕在大理石地面上，磕得生疼。
他把头低下去，额头快要贴到地面。
声音从胸腔里挤出来，带着一种被碾碎过的沙哑。
“顾医生，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
顾祝同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没有立刻说话。那个目光很平静，平静到像在看一件物品。
然后顾祝同问了一句。
“你当过雇佣兵？”
“对。”
刘包抬起头，他的脸上全是泪痕，但他的眼睛很亮。
像是在绝望的最后时刻抓住了什么。
“我当过。我的实力不差。只要您能救我女儿，我这条命就是您的。求求您……”
顾祝同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行，以后帮我办事吧。”
他帮念念做了器官移植。手术很成功。
念念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那天，刘包站在病房门口。
看着女儿躺在床上，脸色比之前好了一些，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平稳地跳动着。
他靠在门框上，用手捂住了脸。
他的肩膀在抖，他哭了出来。
那是他从接到诈骗电话以来第一次哭。
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遇到了一个好医生，女儿活了下来，他还找到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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