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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赵闲和阿豆，住在柴家。
柴家只有一张桌子。
桌上点一盏油灯，灯芯挑得高高的，还是暗。
柴家老汉从墙洞里，摸出一个小本子。
本子很旧，纸边都卷了。
他把本子推到阿豆面前。
“先生，你识字。”他说，“你帮我看看，我算得对不对。”
阿豆接过来。
本子上画的不是字，是圈。
一个一个的圈，一大排。
“这是什么。”
“一株。”老汉说，“一株黄柏，一个圈。”
他指着本子。
“这一页，是挖的药。这一页，是火焙的炭。”
“这一页，是买的肥。”
“这一页，是运下山，雇的车。”
阿豆一页一页看。
看到最后一页，他的手停住了。
“柴叔，”他说，“你这本子，比我算得清楚。”
老汉笑了。
“我不识字。”他说，“我只知道，一笔是一笔。”
“你不记，就得糊涂。糊涂一年，白干一年。”
阿豆忽然抬头。
“柴叔，我问你一句。”
“你说。”
“一斤黄连，你得挖多少株。”
老汉伸出三个手指。
“三百株，一斤干。”
阿豆把笔拿起来。
他第一次，把一味药，从头到尾算了一遍。
三百株，一株要走多少路，流多少汗，火焙要多少炭，运下山要多少脚力。
算完，他把笔放下。
灯芯“啪”地爆了一下。
阿豆盯着那本子，看了很久。
“三百株。”他说，“一斤。”
“药铺里，卖七文。”
他忽然抬起头，看着师父。
“师父，”他说，“我明白您那天为什么不说官价好。”
赵闲点头。
“一味药里，”他说，“有三百个圈。”
“你压价的时候，”赵闲说，“压的是谁的圈。”
灯灭了一下，又被风吹亮了。
“账，不是药铺的账。”赵闲说，“是山上这些圈，一株一株，堆起来的。”
那一夜，阿豆没睡。
他趴在桌上，把一路上的账，从头到尾重算了一遍。
算到后半夜，他把笔搁下，去院里站了一会儿。
院子外头，是山。
山里的雪，落了一层，白得发亮。
赵闲也起来了，披着衣裳，站在檐下。
“睡不着。”
“嗯。”阿豆说，“师父，我算了半宿。”
“算出什么了。”
“一株黄柏，”阿豆说，“从山上挖下来，到病人碗里，要过七道手。”
“挖的、晒的、贩的、运的、批的、铺的、卖的。”
“七道手，每道都要吃饭。”
“官价一封，七道手，哪一道都活不下去。”
赵闲点头。
“那你说，怎么办。”
阿豆沉默了一会儿。
“价不能定死。”他说。
“得跟着年成走。”
赵闲看着他。
“这话，”他说，“你在纸上写，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手里，只有一味黄连的账。”赵闲说。
“官老爷手里的，是天下三十一味的账。”
“你要他改，光说不对，没用。”
“得给他一个，比他的算法更省事的算法。”
阿豆愣了一下。
“更省事的算法……”
“对。”赵闲说，“他的算法，是横着一条线，一刀切。”
“你的算法，是两条线，一条上，一条下，中间随年成走。”
“哪个更省事。”
阿豆站在雪地里，想了很久。
“两条线。”他说。
“那就对了。”赵闲说，“折子上去，他会自己算。”
雪落在两个人肩上，落了一层。
阿豆回屋的时候，天边有了一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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