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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梁博回了一趟广州。
不是什么大事：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的药快吃完了，让他把广州大医院开的中药寄回去；杨真和又说铺面那边的房租要到期，让他自己回去看看。他在香港和广州之间来回跑了一个多月，忽然发现“回广州“这件事让他心里动了一下——不是因为想谁，而是因为他有点想念那边不用装的日子。
他坐大巴回去，三个钟头，走皇岗口岸。过关的时候，香港那边的霓虹和广告牌还留在眼睛里；一过皇岗，天就变得白得发闷。他把背包往肩上一甩，上了车，一路睡回广州。
回到南泰路的时候是下午。
铺面的卷帘门开着，杨真和蹲在门口拆一台变速箱，地上摊着一块油布，零件按大小摆开，摆得很整齐。听见脚步声，老杨抬头看了他一眼。
“返嚟啦。“
“嗯。“
“几时走？“
“后天。“
杨真和“嗯“了一声，低头继续拆。梁博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又没说。他想问东望洋那一晚的电话，也想问老杨那场车到底怎么了；可这些话到了嘴边，都变成了“要不要我帮你“。
那天傍晚，他去了陆一鸣那里。
陆一鸣的活儿在城郊一处旧厂房里。厂房很高，顶上是铁梁，光从高窗斜着照进来，照在中间那台拆了一半的旧车上面。陆一鸣穿着一件旧工装，正蹲在车旁边。他背有点佝偻，黑框眼镜滑到鼻梁下面，一只手搭在发动机上，闭着眼。
“陆师傅。“
“来了。“陆一鸣睁眼看了他一下，“坐啊。“
梁博在旁边的木箱上坐下。厂房里很静，只有外面偶尔过了一两辆货车。
“你那个事情，我听说了。“陆一鸣说。
“哪个事情？“
“澳门那一下。“陆一鸣拍了拍发动机，“穿缝子。“
梁博手指动了一下。
“你怎么听说的？“
“我这种人，不用去哪儿，也听得到。“陆一鸣笑了一下，“他们说你不踩刹车。还说你穿过去的时候，手一点都不抖。“
梁博没说话。
“你抖不抖？“
“不抖。“
“那你就还没到。“陆一鸣说完这句，又闭上眼睛，把手搭回发动机上。
那天下午，陆一鸣在拆一台发动机。
他拆得很慢，慢到不像是在干活。他不看图纸，也不用量具；他把手放在缸体上，先摸一遍，再敲一下，然后侧头听那一声回响。听到第三处的时候，他睁开眼，说了两个字：“这台，第四缸有问题。“
梁博凑过去看。他把缸盖打开，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看出来。
“你怎么知道是第四缸？“
“声音。“陆一鸣把手贴在缸壁上，“它比别的三缸闷一点。闷的意思是它吃不住力。“
“我算一遍也可以计算出来。“
“知道你算得出来。“陆一鸣点头，“可你算得出来的时候，缸已经拉缸了。“
他给梁博讲了那台机器的来历：这是一台从码头拉回来的机器，跑了十九年，没人修过。他拆它不是为了修，是为了“听清楚它怎么活过来的“。
“修一台车，你要知道它怎么坏的。“陆一鸣说，“你更要紧的是知道，它是怎么撑了这么久的。“
天开始黑了，两个人开了厂房的灯，把那台机器拆到最后一颗轴承的时候，陆一鸣停下来。
“广州这边现在怎么样？“他忽然问。
“什么怎么样？“
“场子。“老杨把轴承擦干净，放在油布上，“你晓得，我喺广州呢六七年。我听说过一个个场子开起来，也见过他们一个个关掉。“
“还好。“
“还好？“陆一鸣笑了一声，“那你为什么不在广州跑？“
梁博答不上来。
“广州这边的水，跟澳门不一样。“老陆把工具一件一件收起来，“澳门那边的水在明面上；广州这边，从前是暗的，现在要翻过来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陆一鸣抬起头看他，“风快来了。你这种跑得太快的人，最容易被风卷走。“
那天晚上，梁博是在江南西就出了地铁站，跟着走回南泰路的。
路上经过一条小巷，巷口有家卖云吞面的老铺子，招牌不起眼，只写了两个字。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年头的那一晚——腊月二十九，郑若彤拉着他走花市，坐到骑楼底下吃一碗面，那时候他脑子里一个数字都没有。
他掏出手机，翻到郑若彤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五天前她发的：忙完了再说。
他打了几个字：“我回广州了。“
发出去之后，他站在巷口等了一会儿。
手机一直没有动静。
那天他就睡在铺面里间。
铺面里间那张折叠床还在，被褥是卷着的，一股潮味。他把被褥抖开，躺下去又觉得硬，翻了几次身，最后干脆起来，坐在工具箱上听外面的车声。
过了十一点，杨真和从里屋出来倒水，看见他坐着，愣了一下。
“未瞓？“
“睡不着。“
老杨也没回屋，就着工作台坐下，把白天那台变速箱的零件又摆开，一个一个擦。两个人一个坐箱子、一个坐凳子，谁也没说话，只有抹布擦在金属上的声音。
“你嗰边，“杨真和忽然开口，“香港。“
“嗯。“
“好唔好？“
“钱多。“
“钱多。“
“人多。“
“人多。“老杨把一颗轴承举在灯下看了看，“人多人少，同你有冇人讲嘢，系两件事。“
梁博没说话。
“我喺广州呢十年，“杨真和把轴承放下，“开头都系一个人。后来有你。你走咗，又系一个人。“
“你要是早说……“
“讲嚟做咩。“老杨摆了摆手，“你迟早要走嘅。你留喺呢间铺头，一世都系帮人换机油。“
两个人一直坐到后半夜。
杨真和讲了很多旧事：他二十几岁在澳门的码头做事，那地方每天有船来船往，油、货、人，什么都掺在一起；他跟着一个老板跑了十年，后来老板出事，他跑到香港。他讲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你后悔吗？“梁博问。
“后悔咩？“
“跟那个老板。“
杨真和想了一会儿。“我唔后悔跟佢。“他说，“我后悔嘅系，佢出事嗰阵，我走咗。“
梁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替杨真和把里外的地扫了一遍，把工具按大小摆回架子上，然后才走。出门的时候，老杨正在拆那台变速箱的最后一颗螺丝，头也没抬，只说了句：“路上小心。“
中午的时候，梁博到了陆一鸣那边吃饭。
吃完饭，回到厂里，陆一鸣还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这些年拆过的机器比修过的多。有人觉得拆是破坏，他不是这样看——他说一台机器真正的样子，只有在拆开的时候才能看得见。装配是“活的“，拆开是“死的“；你要懂它怎么活，就得先看它怎么死。
“你也是。“陆一鸣忽然看着他。
“我也是什么？“
“你现在是装配的那个。“陆一鸣把最后一块零件放回油布上，“你装得快、装得准、装得好。可你没拆过自己。“
梁博愣了一下。
“人这一辈子，总得要拆一次。“陆一鸣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什么时候拆到自己那一步，什么时候才算真的懂车。“
从厂房出来，他站在门口没有走。
厂房外面是一片空地，长着半人高的草，远处有几排旧宿舍楼，楼下的晾衣绳上挂着衣服。太阳斜着照过来，把地上的草照成金色。
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进这间厂房的时候——那是两年前，他跟着杨真和来，看见陆一鸣蹲在一台车旁边，一手老手艺：背有点佝偻，黑框眼镜，左手小指缺了半截，指尖全是老茧。他那时候只觉得自己来得晚，学得慢。
现在他来得不算晚了。可他还是觉得，自己学得慢。
走之前，陆一鸣叫住了他。
“这个东西，你拿着。“陆一鸣从工作台上拿起一小块东西，用油纸包着，递给他。
梁博打开看：是一块很旧的金属片，边缘有一道很细的裂纹。
“什么？“
“那台机器的第四缸缸壁。“陆一鸣说，“我切下来的。“
“给我做什么？“
“你放在兜里。“陆一鸣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哪天你觉得什么东西都算得出来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梁博把那块金属片包好，放进上衣口袋。
那块东西很轻，几乎感觉不到。可他在回广州的车上摸了它很多次——那是他第一次带着一样“算不出来“的东西。
回南泰路的路上，他经过一间老式的书店。
书店的卷帘门只拉了一半，里面亮着灯，一个老头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报纸。梁博停下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上一次进书店，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走进去，在一排排书架之间走了两圈，最后买了一本很厚的《内燃机原理》。
他拿着那本书走回铺面，把它放在工具箱上。杨真和看了一眼封面，用粤语说了句：“你仲睇呢啲？“
“看看。“
“睇嘢好。“老杨点头，“人呢，唔可以净系靠跑。“
那晚在铺面里，他把那本新买的《内燃机原理》翻开看了两页，就合上了。书上讲的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他把书立在工具箱旁边，忽然想起李烈。他已经很久没有给李烈打过电话了，应该要给他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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