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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诚的家庭，是那个年代常见的那种看似“没问题”，实则问题重重的家庭。
父亲段松青是岳阳新城实业公司的职工，在邻居和同事眼里是个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工作认真，为人正派。母亲是家庭妇女，不善言辞，存在感极低。一家三口住在岳阳楼区一片老居民楼里，日子看起来和周围千百个家庭没什么两样。
但门关起来之后却是另一回事——父母长期不和，吵架是家常便饭。
段松青脾气暴躁，这一点在后来的调查中被反复提及。邻居说的“老实人”和卷宗里写的“动辄对母亲拳脚相加”，并不矛盾。那个年代有太多这样的父亲：在外面讲规矩，在家里发脾气；对外人是好人，对家人是暴君。
段国诚从四五岁起就习惯了在争吵声中入睡，习惯了母亲被打后压低的哭声，习惯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出门上班。
没有人向他解释过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过他怕不怕。他学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看，不听，不在乎，直至麻木。
一家人多年不在一张桌上吃饭。母亲把菜夹到自己碗里，说“你们先吃”，转身进了厨房。父亲喝酒喝到一半，把碗一推，起身去了隔壁屋。
最后桌上只剩段国诚一个人，对着那盏昏黄的灯泡，夹着已经凉透的青菜。
他在中间坐着，左边是厨房里母亲洗碗的水声，右边是隔壁屋里父亲摔门的闷响。他学会了安静地吃饭。不剩饭，不发出声音，不等任何人。
这种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在后来的审讯和调查中被反复分析。父母的不和、家庭暴力的日常化、情感回应的彻底缺失，共同构成了一块劣质的土壤。
段国诚的童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正常人际关系”的模板：他没有见过夫妻之间如何好好说话，没有体验过被父母认真倾听是什么感觉，没有学过在害怕的时候可以找谁。他学到的是，恐惧是要忍住的，眼泪是没用的，求助是没有人会回应的。
小学期间，段国诚在老师眼中的形象是“内向，不合群，不惹事”。他不打架，不闹课堂，成绩中下。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低着头不说话，老师等几秒让他坐下。
他后来跟审讯他的警察说，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同学会说“我爸带我去公园了”、“我妈给我买了新衣服”，他说不出来。他能说的只有“嗯”和“不知道”。时间一长，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
一个孩子的社交能力是在家庭里练出来的。饭桌上学会轮流说话，吵架后学会道歉，被欺负了学会求助。段国诚没有这些。他家的饭桌是沉默的，吵架是没有结果的，求助是没有人会回应的。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那里得到过“你可以依靠我”的信号，于是干脆放弃了依靠这件事本身。
他需要一个出口。或者说，他需要一种方式，让自己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家里，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也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错的。他只知道，做一件事如果能让人注意到他，那这件事就值得做。哪怕那个注意的目光里只有愤怒，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偷东西被发现。他后来在审讯中说，那次偷的是家里的钱，拿去买吃的。他说他并不害怕，反而觉得有些刺激。
父亲没有骂他，而是转身去工具间拿了一把老虎钳出来。
蓝色的塑料手柄，铁的齿口，开合时发出生涩的金属摩擦声。父亲把他的手按在桌上，钳口夹住了他左手中指的中段，然后开始拧。
段国诚后来对警方回忆这件事时，没有用“疼”这个字。他说的是“响”。骨头被钳子夹住慢慢收拢时发出的那种闷响，像踩碎一片干树叶。手指的皮肉在钳齿下面发白、发紫。父亲一边拧一边说话，大意是“还敢不敢偷了”、“再偷就把你手废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哭。母亲在厨房里洗碗，竟然也没有出来阻止。
那根手指后来落下了终身残疾，弯曲受限，使不上力。它成了段国诚身上唯一一件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一个不会消失的提醒。
父亲用老虎钳管教儿子，本意是让儿子“改掉恶习”。但他实际教会儿子的东西完全相反：暴力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你犯了错，就用钳子。你惹了麻烦，就用钳子。钳子夹下去，问题就没了。至于什么是错、为什么是错，没有人告诉他。
讽刺的是，被钳子夹过之后，段国诚并没有停止偷窃。他从这件事里学到的不是“偷东西是错的”，而是“被抓住才会被夹”。
此后他不再在家里偷，开始在外面偷。他的目光对准了同学的书包、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菜市场的钱盒。他明白了一件事：最坏的结果他已经经历过了，挨打这件事一旦被突破一次，后面的每一次都只是重复。
父母对段国诚的教育方式，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母亲是不管，父亲是暴力。母亲长期忍受家暴，早已没有力气做母亲该做的事，她的沉默被七岁的段国诚认为是对他的抛弃。
段国诚后来对所有女性的态度，根子埋在这里。审讯中他对袭击对象的残忍，被警方分析为“仇视异性”。但仇视不是天生的，它起源于他母亲在他遭受父亲暴力惩罚时候的沉默。
1985年，段国诚十三岁。他和几个同学撬开了学校附近一间杂货铺的后窗。第二天，店主发现后窗被撬，丢了东西，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来查了一圈，很快从其中一个同学嘴里问出了全部经过。几个孩子被带到了派出所，段国诚是其中之一。
民警通知了家长。段松青到派出所的时候，段国诚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他看见父亲从门口进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父亲没有看他，径直走进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父亲从办公室里出来了，民警跟在他身后。
段国诚站起来，以为父亲会带他回家，但父亲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从段国诚面前走过，目光平视前方，直接走到派出所门口，推开门，走了出去。
就这样，十三岁的段国诚进入了少管所，被判三年，后因违反监规加刑两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他在高墙里度过了一个人本来最美好的五年时光。
他觉得父亲和母亲彻底放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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