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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冬天，段国诚被送进湖南省少年管教所。
看过前面那些故事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记忆，几乎每个后来成为悍匪的那些人，都有一段少年管教所的经历。
关于这五年，后来警方在调查报告中只有寥寥数笔：性格孤僻，不善交流，曾因打架被关禁闭，后期表现良好，无减刑记录，无探视记录。
五年时间，把段国诚从少年变成青年，也把他和社会之间最后的那座桥彻底断了。
1991年，段国诚刑满释放。他出狱后看到外面的风景和五年前不一样了——路变宽了，楼变高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回到岳阳后，父亲段松青通过关系，在新城实业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每月只有几百块钱收入，但在车间工作，有很多工友，有正常的作息，只要段国诚好好地干，他似乎应该能够重新融入社会。
但后来的情况证明段国诚回来的只是一具身体，他的心性和健康的人格没有回来。
他从十三岁到十八岁都在少管所里度过，没有经历过正常的人际交往，没有学过如何与同事相处，没有学过如何处理冲突，没有学过如何在别人开玩笑时笑一下，如何在食堂里坐到别人旁边，如何在下班时说一声“明天见”。
这些所有成年人默认都会的事，他一件也不会。
工友们最初以为他只是内向。几个月后，他们觉得他不对劲。一年后，没有人再主动和他说话了。他在车间里的位置，像一个透明的格子，所有人从旁边经过，但没有人搭理他。
如果同事对段国诚的态度算是冷落，那么另一个人在他看来却是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伤害。
那是一个女孩，是段国诚在新城实业公司工作期间认识的，是公司一名女工。
这个女孩具体在哪个车间、叫什么名字，后来关于段国诚的报道和卷宗里都没有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年轻，普通，和段国诚在同一个厂区里。
他们可能在食堂打过照面，可能在车间的走廊里擦肩而过，可能段国诚在某个中午打饭时排在她后面，看见了她端着饭盆后的背影。
段国诚怎么注意到她，又怎么喜欢上她的，没有人知道。
但他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过这段经历。据他自述，他曾经鼓起勇气向那个女孩表白，具体他是怎么表白的，也不得而知，但结果很明确——女孩拒绝了他。
拒绝的原因后来段国诚交代得很清楚：那个女孩嫌弃他劣迹斑斑的经历。不仅是因为他坐过牢，还因为他性格暴躁，经常打架斗殴，性格孤僻，再加上他长得也不好看。
被拒绝之后，段国诚比之前更沉默了。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从工厂消失了，甚至从岳阳的街巷里消失了，从所有认识他的人眼前消失了。
段国诚后来对审讯警察说，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毁在女人手里”。这句话的逻辑是荒谬的，但在他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它是自洽的。
他第一次入狱是因为抢劫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装晕，转头报了警，让他再次入狱。而这一次，他出狱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好不容易看上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又因为他坐过牢而拒绝了他。
每一次他试图靠近一个女人，结果都是失去自由或失去尊严。
在这次被拒绝之后，段国诚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他对女性的情感是复杂的：有欲望，有好奇，有因为母亲和那个女孩而积累的怨恨。但在被拒绝之后，欲望和怨恨合流了。
他不再想要得到一个女人，而是开始想要毁掉一个女人。
这个转变的心理学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理解。比如一个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够不着。第一次，他哭；第二次，他求父母，但父母忙别的事没理他；第三次，他发现哭和求都没有用，干脆拿来一根竹竿捅坏它。他的想法是既然我得不到它，那我就毁了它，看你们理不理我。
毁掉玩具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够不着玩具的可怜孩子，他变成了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有能力毁灭的人。
段国诚后来的犯罪，就是这个逻辑的极端版本。
他不再试图和任何一个女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他走到她们面前，不和她们说话，不向她们请求，不给她们拒绝的机会，而是直接用刀夺走她们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他体验到的不是性满足，而是权力满足。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掌控了一个女人——掌控了她的恐惧，掌控了她的尖叫，掌控了她的死亡。
那些曾经用眼神忽视他的女人，在刀锋下面，必须承认他的存在。
段国诚犯罪心理中最核心的一个机制，就是“尖叫”。他交代，刚开始作案时，女受害者的尖叫让他“感到极度恐惧”，于是他将其杀死。
此后，他对尖叫“既恐惧又兴奋”，并伴有“莫名其妙的愤怒”，对方尖叫不停，他行刺的刀就不会停。
段国诚从岳阳的工厂消失后，从1999年起，他开始在湖南、湖北、广东作案七十余起，杀死了十三个女人。
他落网后，警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该犯性格孤僻，情绪不稳定，长期与社会脱节，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和仇视女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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