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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犯罪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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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国诚和杨新海的犯罪行为差异的根源在于两人入狱前的心理结构不同。

    段国诚在七岁时就被父亲用老虎钳“规训”过,他的恐惧阈值被推到了极端。他后来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在重复七岁那年学到的逻辑:当恐惧来临时,用暴力让它停下来。

    而杨新海在被女性拒绝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系统性的、日常化的暴力训练。他的暴力是后来习得的,是在婚恋挫折和打工受挫的累积中逐渐形成的。他的犯罪有一个从“老实孩子”到“嗜血狂魔”的渐变过程。

    段国诚的暴力是反应式的,杨新海的暴力是积累式的。段国诚杀人是因为“她叫个不停”,杨新海杀人是因为“到时候了”。

    两人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差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分析杨新海时说,他“较长时间地脱离正常人的情感反应,对人的生命已经麻木了”。杨新海在庭审时逻辑清晰、语气平静,午休时还夸羊肉汤“味道真不错”。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情感反应,既不恐惧,也不兴奋,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

    段国诚是情感缺失。他在审讯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的人,“总被人骗”,“干什么都不顺”。杨新海的情感麻木让他能够冷静地规划作案流程,段国诚的情感缺失让他只能应激性地反应。

    杨新海杀人后可以徒步走几十里山路,因为他的情感系统已经关闭了。段国诚杀人后回到那间十平米的房间,面对四面墙和一盏灯,他的情感缺失让他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

    但两人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点:他们对受害者的“反抗”有着超出常规的、不成比例的暴力反应。

    段国诚对尖叫的反应是“极度恐惧”和“莫名其妙的愤怒”,对方“尖叫不停,他行刺的刀就不会停”。杨新海在被女人咬掉舌尖之后,对女性的暴力中带有明显的“惩罚性”——奸尸、对尸体的性侵害,都指向一种对“反抗”的报复。

    这种反应模式的心理根源是相同的: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弱者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不服从”。段国诚在老虎钳下学会了“不要反抗”,但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别人的反抗。杨新海在被女人咬掉舌尖之后,同样没有学会如何处理“被拒绝”这件事,而是把它转化成了对所有女性的“惩罚”。他们自己的无力感越深,对别人的“反抗”就越愤怒。

    2001年2月16日,段国诚在岳阳杀死最后一名受害者,抢走一部手机。他不知道的是,这部手机将成为锁定他身份的关键。

    将近两年的侦察后,岳阳警方渐渐掌握了段国诚的犯罪行为特点,准备开始收网。但段国诚很敏感,在被抓之前意识到了危险,于是在2001年3月底逃到了武汉。

    到了武汉,他化名“胡成”,持一张通化县的假身份证,先后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多个小旅社租住。他在首义、粮道、紫阳三条街的背街小巷内活动,白天睡觉,夜里出门,频繁更换住处。

    从岳阳到武汉,从“段爷”到“胡成”,从1999年4月4日的云湘巷到2001年5月的华中村——段国诚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这个新阶段和旧阶段没有本质区别。他只是换了一座城市,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批巷子。

    但他的恐惧在加深。他后来交代,在武汉的日子里,他越来越频繁地更换住处,越来越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身上那张“胡成”的假身份证已经被磨出了毛边。他在深夜的巷子里行走时,开始注意身后的脚步声。他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他。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害怕的东西已经变了。

    在岳阳的时候,他害怕的是女人的尖叫。在武汉的时候,他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更模糊、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他害怕被看见。

    他化名“胡成”,频繁更换住处,在背街小巷里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不被看见。但越是躲藏,他越觉得有人在看他。

    但即便恐慌和不安,段国诚并没停止作案。

    如果把他在武汉的作案节奏,画成一张日历,会比任何文字都更直接地说明问题:

    5月7日零时40分,华中村47号某高校宿舍,一个24岁的女大学生成为武汉首例遇害者。她被段国诚用刀捅死,死后还被猥亵一番。

    5月9日零时40分,粮道街一小巷。段国诚尾随一名20多岁的女子,从其身上抢走2000元现金,后将其逼到墙角,拿刀欲砍。女子本能地伸手自卫,一刀砍中手掌。这时两位居民经过,女子呼救,段国诚不得不仓皇逃走。

    5月25日1时30分,粮道街另一小巷,又一个20多岁的女子被段国诚砍伤。

    6月1日零时20分,紫阳街金水闸11号。一个40多岁的妇女从外打麻将归来。段国诚上前抢劫,妇女呼救,居民区有人赶来。他遂将妇女杀死后逃走,放弃抢劫。

    6月2日3时15分,粮道街涵山宫。一个外地打工妹下班回到租住地。段国诚埋伏在黑暗门栋里等她。她强烈反抗,导致身中30多刀后死去。

    6月3日2时15分,起义街111号。一个20多岁的外地女子在某机关宿舍院外被段国诚抢劫,又被拖进院内猥亵,最后被杀死。

    短短30天内,段国诚用同样的手段在武汉作案5起,致3女死亡、2女重伤。

    段国诚后来自己交代,他实际在武汉抢劫作案超过20起,以上披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份“日程表”似的作案节奏,显示段国诚的犯罪行为比在岳阳时期进入了更密集的循环。

    他白天睡觉,夜晚外出,碰到合适“对象”即随时下手,还经常换居住地,但他作案环境相似,都是那种背街的小巷,趁着夜色,趁着人少进行作案。

    这些巷子窄,路灯少,居民密集但深夜没有人。他像一只在特定猎场上活动的野兽,在自己的领地边缘试探,寻找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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