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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凌晨，涵山宫。
一个外地打工妹下班回到租住地。她大约20岁，在附近打工，每天深夜才能回到住处。这一天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她走进巷子，拐进门栋，四周没有别的人。
但她不知道，有个叫段国诚的罪犯已经在黑暗的门栋里等了很久。
他在暗处蹲坑守候，发现目标后尾随——这是他在武汉期间反复使用的手法。
她在进入门栋时感觉到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这在她死后是无法知道的事了。
这时段国诚冲了出来，亮出了刀。她的下意识反应是反抗，更重要的是出于本能，她发出了尖叫。
这毫无疑问就触发了段国诚的杀机，他毫不犹豫就拿刀捅她，一刀，一刀，又一刀。根据后来的尸检，段国诚连捅了这个可怜的女孩38刀，她的胸背部被刺成了蜂窝状。
“那女人叫个不停。”
这是段国诚给出的理由。他还说了一句更具体的话：“我一直在捅，她怎么还在叫……而且她的衣服很薄，捅人时刀锋有种特别轻快的感觉。”
如此残忍的行为竟然被他以特别轻快的感觉来形容，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她怎么还在叫”——这句话里藏着一种逻辑。在他的认知里，捅了几刀之后，尖叫就应该停下来。但这个女人没有停。她的身体已经被刺穿了，她的声音还在。这种“不停”让他愤怒，也让他恐惧。恐惧自己没有控制住局面，愤怒一个弱者居然不服从。
所以他继续捅，直到第38刀，声音终于完全停了。
他杀人后不慌不忙地离开现场，回旅馆后才洗掉身上的血迹。
在涵三宫案之前，有一个更早的案子值得插入，作为对比。
5月9日凌晨，33岁的刘女士从武昌棋盘街回粮道街鼓架坡的家。她刚进入小区院子，就感觉到有人跟踪。她步入单元门时，段国诚冲了过来，左手掐住她的喉咙，右手持刀，喝令她把钱交出来，并一把扯下了她的金项链。
刘女士没有反抗。她低声说：“你要什么我都给。”她把包里的2100元钱交了出来。段国诚扯下她的项链，然后他将她逼进门栋，要求发生性关系。
幸运的是，这时有两位居民经过门栋，段国诚不得不放下了她，跑走了。
刘女士后来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想过拼命呼救，但当时夜深人静，人们赶来需要时间。我当时暗暗揣摩凶手的犯罪心理，不停地讲话，分散他的注意力，一边稳住他一边想办法脱身。”
事后来看，正是因为刘女士开始没有叫，才让她活了下来。反之，如果她一开始也惊恐地大叫，很可能也会招来段国诚的刀。
段国诚的刀不是针对“所有女人”，而是针对“尖叫的女人”。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决定了她能活多久。
一位警方人士后来总结：“他仇视女性，特别是喜欢反抗的女性，越反抗他越疯狂。”
刘女士后来在辨认时看到段国诚的照片，脱口而出：“就是他！”
涵三宫案之后，武昌的恐慌到了顶点。
关于“红衣杀手”的传言在武汉的传播方式和在岳阳几乎一模一样。传言中的段国诚“是一个专挑穿红衣的单身女性，在下小雨的周末凌晨下手的恶魔”。
理发店门口排长队剪短发，百货大楼红衣服卖不动。女孩子晚上不敢出门。家长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
但真实的情况是：段国诚的受害者里没有一个是“专挑红衣”的。5月7日的女大学生穿牛仔服，刘女士也没有穿红，涵三宫的打工妹穿什么衣服后来没有记载。
警方分析明确指出，他“并非如外界传言，对某种类型的异性‘情有独钟’，而是无固定目标，发现目标后即跟踪，伺机下手”。
恐慌和真相之间的错位，在涵三宫案之后达到了顶点。
涵三宫案之后，警方的调查也正在逼近。
“5·7”命案发生后，武昌警方就成立了以局长夏建中为首的40人侦破专班，对辖区内常住、暂住人员进行地毯式摸底。
通过目击证人对作案人进行画像，初步判断此人为18到32岁之间的男性，身高在1.68米至1.74米之间，身体结实，穿深色衣服，42码鞋。警方还从美院请来专业人士做出立体雕塑。
同时，警方对武昌地区的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逐一调查登记，出动了100多警力，不分昼夜地盘查守候。警方的高压威慑，使段国诚在6月3日之后，再未继续作案。
段国诚和警方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同时运作。他在巷子里游荡的时候，警方也在这些巷子里摸排。他知道有人在找他，所以6月3日之后，他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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