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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16日，段国诚在岳阳杀死最后一名受害者的时候抢走过一部手机。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部手机将成为锁定他身份的关键。
岳阳警方在侦破过程中，从这部被抢的手机入手，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段国诚的身份。
不是DNA，不是指纹，不是监控，在那个年代的普通地级市，这些手段要么不存在，要么无法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正是那部被抢的手机，成了最直接的线索。
原来段国诚在作案一段时间后用这部手机打过电话给一个做假身份证的“牢友”，而警方一直在监控这部被抢走的手机。这个动作，成了他整个犯罪生涯中最低级、也最致命的一个失误。
通过找到那名“牢友”，岳阳警方迅速查明了段国诚的底细：1973年出生，湖南岳阳人，13岁进少管所，18岁因抢劫被判刑五年，出狱后在父亲单位工作过，后来消失。岳阳市公安局随即发出全国通缉令。
通缉令上注明的特征如下：身高1.72米，分头，方脸，小眼，体胖，肤白，左腹部有术后疤痕。性格内向，为人凶狠。
这些特征将成为后来破案的关键。
2001年6月12日，岳阳警方在宜昌调查时，见到了武汉警方的协查通报，顿时感觉到武汉发生的系列杀人案的作案手段与岳阳相似。
于是岳阳民警连夜从宜昌赶往武汉，两地警方相互通报了各自案件的情况。
武汉方面此时已经因为“5·7”系列案件成立了40人专案组，正在全力排查，获得岳阳警方的情报后，武汉专案组意识到，他们正在追捕的“红衣杀手”，很可能就是岳阳警方通缉的段国诚。
武汉专案组于是将段国诚的体貌特征与目击证人的描述进行比对。5月9日粮道街的刘女士在辨认照片时脱口而出“就是他”。一位在6月3日起义街案中见过嫌疑人的目击者也确认了相似特征。
两地警方的信息开始合流。
2001年6月15日，武汉市公安局向全市各派出所、各旅馆、各出租车公司发出内部通报，将段国诚的体貌特征通知到基层。
通报的内容很简洁：段国诚，湖南岳阳人，身高1.72米左右，分头，方脸，小眼，体胖，肤白，左腹部有术后疤痕。他化名“胡成”，可能持有通城县假身份证。此人涉嫌在岳阳、武汉两地连续作案，极度危险。
通报发到基层后，各派出所开始对辖区内的小旅社、招待所进行地毯式排查。武汉是个上千万人的大城市，光是武昌区就有数百家小旅馆。每家旅馆的登记本都要翻，每个住客的身份都要核。
收银员、前台、保洁员——这些平时最普通的人，成了排查网络的关键节点。专案组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住客的体貌特征和通报上对得上，立即打电话。
通报发出去的时候，没人会想到，破案的关键，最后会落在一个招待所的收银员身上。
段国诚当时并不知道通缉令已经发到了武汉，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6月3日之后，他停止了作案。这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发现巷子里的巡逻密度增加了。他白天睡觉的时候，旅馆外面偶尔会有警车经过。他夜晚出门时，开始觉得有人在看他。
他的恐惧改变了形态。在岳阳的时候，他害怕的是女人的尖叫。在武汉的时候，他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更模糊、更无处不在的东西——怕被别人注意。
于是他越来越频繁地更换住处，越来越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身上那张“胡成”的假身份证已经被磨出了毛边。他在深夜的巷子里行走时，开始注意身后的脚步声。他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他。
2001年8月初，段国诚搬进了武昌719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在首义路附近，离他经常活动的粮道街、紫阳路都不远。他选择了这里，可能是因为它不起眼——一栋旧楼，几层客房，前台只有一个收银员。他在登记本上写下了“胡成”这个名字，出示了那张已经磨出毛边的假身份证。
招待所的收银员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值夜班，白天休息。她的工作很简单：登记住客信息，收钱，给钥匙。她不知道段国诚是谁，不知道“胡成”是假名，不知道这个人手上沾着十几个女人的血。
但她看过那份通报。
通报贴在招待所前台下面的抽屉里，她的上级告诉她：如果一个住客的体貌特征和通报上对得上，立即打电话。她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谁会去注意一个普通的住店男人？
但8月13日上午，当她翻看登记本的时候，她注意到了“胡成”这个名字。她想起通报上说的“可能持有通城县假身份证”的人似乎也叫“胡成”，想起“身高1.72米左右，分头，方脸，小眼”这些描述。
所以当段国诚在她前台经过的时候，她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力盯着他看。幸亏当时段国诚没注意她，要不然非得被他报复不可。
于是等段国诚离开后，她果断地拿起了电话。
接到报警，武昌首义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出动。8月13日上午11时许，他们推开了719招待所311房间的门。
段国诚当时正坐在床上，他还不知道他的穷途已经走到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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